“在世俗的荒凉中，葡萄干和葡萄酒是葡萄的两种出路和未来。前者是岁月的‘干尸’，后者是圣徒的‘血’。”作家沈苇曾在《在植物传奇》中这样写道。
红色的葡萄酒常常使人想起鲜红的血液，以至在欧洲，葡萄酒还有一个极致的名字——上帝的血液。巧合的是，在中亚的一些传说中，葡萄树正是用血来浇灌的。瑞典东方学家贡纳尔·雅林在《重返喀什噶尔》一书中引用了一则维吾尔族的古老传说：魔鬼先后用一只狐狸的血、一只老虎的血、一只野猪的血来浇灌葡萄树，因此人喝了葡萄酿的酒，就变得像狐狸一样聪敏、老虎一样凶猛、猪一样肮脏。
“你知道，朋友，为一次新的婚礼，我早就在家办过狂欢的酒席，衰老不孕的理性我把她休掉，娶来葡萄的女儿做我的爱妻。”波斯诗人欧玛尔·海亚姆在《柔巴依集》中将葡萄酒喻为葡萄的女儿，葡萄酒的地位在古代波斯已不言而喻。事实上，当葡萄被酿造成鲜红的液体之初，它即被赋予一种神秘的色彩。歌德说：“酒使人愉悦，而欢愉正是所有美德之母。我继续与葡萄树芽作精神上的对话，它们使我产生伟大的思想，使我创造出美妙的事物。”而心理分析学家阿拜利认为：“葡萄酒在宗教里是上帝的血的象征，它能给我们鼓舞，它是我们克服地球引力的精神力量，还能给我们的想象力插上翅膀……当梦中高脚杯的深红或金黄色的葡萄酒熠熠发光，人生就是非常有意义的。对于灵魂而言，葡萄酒带来的奇迹是神圣而富于活力的，它能使呆板单调的尘世生活插上翅膀，从而变得神圣。”
在西方，葡萄酒还曾长期作为减轻病痛、消毒杀菌的良药。西方医学奠基人、被尊为“医学之父”的古希腊著名医生波克拉底给病人开出的每张药方上几乎都有葡萄酒，他认为葡萄酒是一种温和的酒，适量饮用对人的身体会有益处。通过调查和研究证实，今天的人们发现，葡萄酒中含有与人体健康有益的多种氨基酸、矿物质和维生素，这些物质都是人体必须补充和吸收的营养品。目前，已知的葡萄酒中含有的对人体有益的成分大约就有600种。
作为人类最早发明的酒类之一，葡萄酒的出现可能要远远早于我们有文字记录的历史。2011年，一支由亚美尼亚、美国和爱尔兰学者组成的考古团队在亚美尼亚南部一处洞穴中发现全世界最古老的葡萄酒酿造设施，碳元素检测结果显示，在一套葡萄酒榨汁设备旁的一条风干葡萄藤生长于公元前4000年左右。
考古资料证实，世界上最早栽培葡萄的地区是小亚细亚的里海和黑海之间及其南岸地区。大约在7000年以前，南高加索、中亚西亚、叙利亚、伊拉克等地区已开始了葡萄的栽培。波斯(即今伊朗）是最早用葡萄酿酒的国家。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考古学家在伊朗北部扎格罗斯山脉的一新石器时代晚期聚落遗址里，发掘出一个公元前5400多年前的罐子，其中有残余的葡萄酒和防止葡萄酒变成蜡的树脂。
古埃及也是最早栽培葡萄和用葡萄酿酒的古国之一，在埃及一座古墓中一幅距今6000年以上的壁画，上面清楚地描绘了当时古埃及人栽培、采收葡萄和酿造葡萄酒的情景。
约2500年前，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自中亚北部传入伊犁河流域、奇台、木垒及东疆区巴里坤、哈密、鄯善等地区。2007年，考古人员在距今约2500年的新疆吐鲁番洋海古墓中发现了一根保存完好的葡萄藤。这根古葡萄藤深褐色，扁的藤略有弯曲，长115厘米，最大径2.3厘米，藤上有5个芽节。专家认为，这根葡萄藤的具体年代应在公元前500年前，相当于中原的春秋战国时期。
葡萄与葡萄酒传入中原的时间则晚的多。《史记·大宛列传》第六十三中记载道：公元前138年，外交家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看到“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这也是葡萄酒首次出现于中国的史书之中。
是谁将葡萄带入中原，却并没有统一的结论。一种观点认为是“凿空西域”的张骞，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携葡萄入中原第一人为西汉“贰师将军”李广利。据公元10世纪的中国百科全书《太平御览》记载：“贰师将军”李广利征服大宛，携葡萄种归汉。《太平御览》中注明这项记载出自《汉书》，但根据《汉书·西域传》记述，李广利破大宛之后，汉使带回“蒲陶”（葡萄，古名蒲桃、蒲陶）、“苜蓿”的种子，并将其种植于离宫之外，也就是说，带回种子的并非李广利，而是那些被派遣到西域的使节。
但无论将葡萄带入中原者是谁，在经过漫长的传递，葡萄，这种世界最古老植物之一的物种第一次传入遥远的东方。 葡萄、石榴、无花果并称为“丝路三大名果”，它们也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东方的最著名的3种水果。
我国最早有关葡萄的文字记载见于《诗经》：“绵绵葛藟，在河之浒。”、“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诗中的葛藟与薁都是我国最早种植的葡萄品种。作为葡萄属植物的起源中心之一，原产于我国的葡萄属植物约有30多种（包括变种），例如分布在我国东北、北部及中部的山葡萄，产于中部和南部的葛藟，产于中部至西南部的刺葡萄，分布广泛的蘡薁等等，但这些都是野葡萄。
欧亚种葡萄，即今天在世界各地广泛种植的葡萄传入中原则在张骞凿空西域之后，我国古代曾其为“蒲陶”、“蒲萄”、“蒲桃”、“葡桃”等，葡萄酒则相应地叫做“蒲陶酒”等。关于葡萄两个字的来历，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写道：“葡萄，《汉书》作蒲桃，可造酒，人酺饮之，则醄然而醉，故有是名”。“酺”是聚饮的意思，“醄”是大醉的样子。按李时珍的说法，葡萄之所以称为葡萄，是因为这种水果酿成的酒能使人饮后醄然而醉，故借“酺”与“醄”两字，叫做葡萄。
葡萄传入中原之后，由于葡萄生产具有较强季节性和地域性，葡萄酒的酿造技术并没有在内地大面积推广，而主要来自西域储国的进贡作为皇宫贵族饮用的珍品。《三国志·魏志·明帝纪》中记载：“（孟）佗又以蒲桃酒一斛遗让，即拜凉州刺史。”孟佗是三国时期新城太守孟达的父亲，张让是汉灵帝时权重一时、善刮民财的大宦官。孟佗仕途不通，就倾其家财结交张让的家奴和身边的人，并送给张让一斛葡萄酒，得到凉州刺史一职。一斛葡萄酒可换得刺史之职，可见当时葡萄酒身价之高。
对于葡萄酒，魏文帝曹丕更是十分钟情，他在《诏群医》中写道：“三世长者知被服，五世长者知饮食。此言被服饮食，非长者不别也。……中国珍果甚多，且复为说蒲萄。当其朱夏涉秋，尚有余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饴，酸而不脆，冷而不寒，味长汁多，除烦解渴。又酿以为酒，甘于鞠蘖，善醉而易醒。道之固已流涎咽唾，况亲食之邪。他方之果，宁有匹之者”。提起葡萄酒已足以让人垂涎三尺，更不用说亲自喝上一口，对于葡萄酒的喜爱，魏文帝也算是空前绝后了。
相比之下，生活在西域的人们则幸运的多，葡萄不仅在新疆广泛种植而且葡萄酒成为日常饮用的主要酒品。公元384年，北凉将军吕光征龟兹（今库车），他报告说，这里有许多葡萄园，葡萄酒总是被大桶大桶地享用，人们在酒窖里日夜酩酊大醉，连守城的士兵也不例外。西晋张华所著《博物志》上同样记载道：“西域有葡萄酒，积年不败。彼俗传云，可至十年。欲饮之，醉弥日乃解。”
这一点，通过新疆境内所出土的两汉至唐时期的“葡萄”标本与酿酒工具也可以证实。2004年夏，吐鲁番阿斯塔那一座墓室为9平方米的古墓壁室正面，发现了一幅长2.5米，高0.6米的“庄园主生活图”壁画。其下角画有一块葡萄地，画面上再现了葡萄酿酒从榨汁到蒸馏等全过程，墓葬的年代为距今1700年前；1995年10月在民丰尼雅遗址一号墓地三号墓一座男女合葬墓中，在女主人脚下成组的陶器、木器中，内置有羊腿、梨、葡萄、粟饼等物。
以葡萄为装饰图案的饰物也同样为当时的人们所经常采用。1978年在特克斯曾出土了一件环径为1.3厘米的西汉时期的葡萄坠金耳环，1984年在乌鲁木齐的乌拉泊水库一西汉时期的古墓中同样出土了一件长2.5厘米的的葡萄坠金耳环。
从考古出土的葡萄实物、葡萄坠金耳环、大型贮酒器、酿酒工具以及反映当时社会庄园主生活的有关葡萄种植和用葡萄酿酒的壁画来看，西域的葡萄种植业和酿酒业在两汉至唐十分盛行，其中吐鲁番盆地、库车、沙雅、巴楚、民丰、乌鲁木齐及伊犁等地较为集中。
由于气候不同，加之从东汉末年一直到隋朝统一中国，内地一直处于四分五裂的大动荡之中，葡萄不可能作为主要的农作物种植，葡萄的产量一直极少，这种情况即使以唐初也并不太大变化。唐高祖（618-626年在位）与群臣聚会时，葡萄也作为甜食上桌。侍中陈叔达拿了葡萄却没有吃，高祖问他为何，陈叔达回答说：“在下母亲有口干的疾患，听说葡萄最能生津止渴，却贵而难求。”高祖生母已不在人世，不由叹息道：“你毕竟还有可以奉上葡萄的母亲啊！”说罢呜咽而泣。身为高官的陈叔达，母亲患病想吃葡萄能难以得到，何况是葡萄酒。
唐朝初年距葡萄传入中土已经过了七百年，却还不能酿造葡萄酒，这似乎有些不可思议。那是因为当时葡萄酒都是来自西域的珍贵贡品，仅能满足皇族及部分高官。
葡萄酿酒业在中原得到广泛发展，是在把高昌国纳入版图之后的事。《册府元龟》卷970记载：“及破高昌，取马乳蒲桃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帝自损益，造酒成，凡有八色，芳辛酷烈，味兼缇盎，既颁赐群臣，京师始识其味。”
高昌（高昌故城位于今新疆吐鲁番东南之哈喇和卓）历来以盛产葡萄著称，早在南北朝时就向梁朝进贡葡萄。马乳葡萄味甜、粒大饱满，是鲜食的佳品，也是酿酒的好原料。因此，公元640年，兵部尚书、大将侯君集攻破高昌后，将马乳葡萄带回长安，唐太宗不仅将其种在御苑，而且亲自过问用马乳葡萄酿酒一事，并将配成的葡萄酒赏赐群臣。 在葡萄酒传入中原的过程中，或许还有粟特人的身影。粟特人是生活在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一带操中古东伊朗语的古老民族，从我国的东汉时期直至宋代，往来活跃在丝绸之路上，以长于经商闻名于欧亚大陆，他们通过漫长的丝绸之路频繁往来于中亚与中国之间，成为中世纪东西方贸易的承担者。 学者张一平在《丝绸之路》一书中写道：公元640年，他们（粟特人）又把酿造葡萄酒的技术传入中国内地，汉人首次品尝到葡萄酒的美味。他们还做了一件事，促进了葡萄酒的普及。公元600至650年之间，他们也在蒲昌海以南地区建立了四个聚落，尤其是建立了一个个“葡萄镇”，因为他们在城的正中心建立了一个葡萄园。粟特族和地中海沿岸诸民族一样，都有栽培葡萄的古老传统。他们在迁徙流浪中还想饮用驰名东亚的葡萄酒。最后，他们在兰州建立了一个大型的商人聚落，甚至在中国重新统一后的新都城洛阳也建立了一个聚落，这就接近了他们最偏爱的顾客——中国宫廷。
至盛唐时期，国力强盛，社会稳定，人民富庶。由于帝王、大臣喜好葡萄酒，民间酿造和饮用葡萄酒开始十分普遍。长安城甚至出现胡人开市的酒肆，内有伺酒的胡姬。岑参在《送宇文南金放后归太原郝主簿》中写道：“送君系马青门口，胡姬垆头劝君酒。”酒肆中除了美酒，还有美味佳肴和音乐歌舞。贺朝在《赠酒店胡姬》诗生动描写了“胡姬酒肆”里的情景：“胡姬春酒店，弦管夜锵锵。红口羽毛铺新月，貂裘坐薄霜。玉盘初鲙鲤，金鼎正烹羊。上客无劳散，听歌乐世娘。”
李白的诗作中描写胡姬的地方更多。他指出胡姬常在酒店门口招揽顾客：“何处可为别，长安青绮门。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 胡姬侍酒，收费一定很高，大概只有贵族少年才敢不断光顾胡姬招手的酒肆。李白在《少年行之二》写道：“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马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对于葡萄酒，李白更是十分钟爱，甚至在酒醉奉诏作诗时，还忘不了心爱的葡萄酒。他在《襄阳歌》中写道：“……鸬鹚杓，鹦鹉杯，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遥看汉江鸭头绿，恰以蒲萄初酦醅。此江若变作春酒，垒曲便筑糟丘台……”
葡萄传入内地后，人们不仅用以鲜食、酿酒，葡萄也成为艺术家创作的题材。汉代流传的海兽葡萄纹就是用海兽与葡萄作为装饰的图案，到唐朝，这种铜镜已十分流行。
元朝立国虽然只有九十余年，却是我国古代社会葡萄酒业和葡萄酒文化的鼎盛时期。 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记录了不少关于葡萄园和葡萄酒的记载。在“物产富庶的和田城”这一节中记载：“（当地）产品有棉花、亚麻、大麻、各种谷物、酒和其它的物品。居民经营农场、葡萄园以及各种花园”。在描述“太原府王国”时则这样记载，“……太原府国的都城，其名也叫太原府，…… 那里有好多葡萄园，制造很多的酒，这里是契丹省唯一产酒的地方，酒是从这地方贩运到全省各地。”
在元代，葡萄酒常被元朝统治者用于宴请、赏赐王公大臣，还用于赏赐外国和外族使节。同时，由于葡萄种植业和葡萄酒酿造业的大发展，饮用葡萄酒不再是王公贵族的专利，平民百姓也饮用葡萄酒。这从一些平民百姓、山中隐士以及女诗人的葡萄与葡萄酒诗中可以读到。
考虑到粮食短缺等原因，元世祖十分重视农桑，要求朝庭专管农桑、水利的部门“司农司”编纂农桑方面的书籍，用于指导地方官员和百姓发展农业生产。至元十年(1273年)，《农桑辑要》刻颁，全书共有六万五千多字，分作七卷。该书是现存最早的官修农书，被颁发到各级劝农官，以指导农业生产。书中对“蒲萄”是这样写的：“蒲萄：蔓延，性缘不能自举，作架以承之。叶密阴厚，可以避热(十月中，去根一步许，掘作坑收卷蒲萄悉埋之。近枝茎薄实黍穰弥佳，无穰，直安土亦得。不宜湿，湿则冰冻。二月中还出，舒而上架。性不耐寒，不埋则死。其岁久根茎粗大者，宜远根作坑，勿令茎折。其坑外处，亦掘土并穰培覆之)。”可见，在元朝葡萄栽培不仅政府重视，确也达到了相当的栽培水平。
在政府重视、各级官员身体力行、农业技术指导具备、官方示范种植的情况下，元朝的葡萄栽培与葡萄酒酿造有了很大的发展。葡萄种植面积之大，地域之广，酿酒数量之巨，都是前所未有的。当时，除了河西与陇右地区（即今宁夏、甘肃的河西走廊地区，并包括青海以东地区和新疆以东地区和新疆东部）大面积种植葡萄外，北方的山西、河南等地也是葡萄和葡萄酒的重要产地。
明朝是酿酒业大发展的新时期，酒的品种、产量都大大超过前世。但相比之下，葡萄酒不及白酒与绍兴酒流行。
清朝，尤其是清末民国初，是我国葡萄酒发展的转折点。清朝后期，由于海禁的开放，葡萄酒的品种明显增多。除国产葡萄酒外，还有多种进口酒。据《清稗类钞》：“葡萄酒为葡萄汁所制，外国输入甚多，有数种。不去皮者色赤，为赤葡萄酒，能除肠中障害。去皮者色白微黄，为白葡萄酒，能助肠之运动。别有一种葡萄，产西班牙，糖分极多，其酒无色透明，谓之甜葡萄酒。最宜病人，能令精神速复”。 在清代的一些记载中，新疆依然是葡萄的主产区。清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祁韵士著《万里行程记》记述“吐鲁番，古高昌国……盖地气独异，所产棉花遍野，蒲萄蔓地而生，不须架引，绿者无核最佳。”除吐鲁番外，鄯善、哈密、阿克苏、喀什、库尔勒、伊犁等地也盛产葡萄，品种有“长者名萨伊必、园者名裕祖木；别有绿色者，味倍甘、无核，截条栽地而生，布哈尔部种也，名奇石密食”。还有一种“白而大者，皆七、八月熟，晾干可致远”。
在经过二千多年的漫长发展后，我国第一个近代新型葡萄酒厂也在清末诞生。1892年，爱国华侨实业家张弼士在烟台创办了张裕葡萄酒公司，将贮酒容器缸瓮改用西方常用的橡木桶，并引进欧洲优良酿酒葡葡品种，开辟纯种葡萄园，采用欧洲现代酿酒技术生产优质葡萄酒。
经过20余载的努力，1915年张裕酒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一举获得四项金奖，这是中国的葡萄酒第一次饮誉海内外，海外的华人骄傲地称张裕酒为“国魂酒”。
纵观汉武帝时期至清末民国初的2000多年，西域葡萄，以一种舶来品的身价融入中国，并从此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其中，有过繁荣和鼎盛，也有过低潮和没落，与之相随而行的是绵延不断、流传至今的灿烂的中国葡萄酒文化。
在波斯语中，“葡萄酒是葡萄的女儿”，葡萄作为一种生命之树的植物，经历了多少个世纪仍然受到人们的青睐，而葡萄酒正是他们在劳动之后的一种精神享受，他们把自己的智慧和一种精神寄托融入葡萄汁液，就像在孕育自己的新生命一样将其装入瓶中，进行多次的精神和自然的磨练。在《葡萄的精灵》中，王蒙写的就是伊犁的葡萄酿成的伊犁的葡萄酒，那是1969年秋后，穆敏老爹摘下经过精心挑选的葡萄，把葡萄汁装在两个盐水瓶中封闭，然后将瓶子悬挂于葡萄架向阳的一面，这两瓶酒经历了秋阳的曝晒，经历了西伯利亚寒流的考验，经历了暖阳的煦照，葡萄酒变得晶莹剔透，犹如深山秋水。喝过这酒的人都说其赛过伊犁大曲。在文中，王蒙写道：过了一分钟，刚刚闭上嘴的我忽然辨出了一丝沁人心脾的幽香，我立刻忆起了这酒的前身前世，在一个轮回以前的玫瑰紫葡萄的甘甜、芬芳、晶莹、娇妍。原来这酒并不像我上次用舌尖在木勺里舔了一下时所想的那样糟，它当然不是醋，更不是盐酸！醋和盐酸里何曾有这样的夏的阳光、秋的沉郁、冬的山雪和春的苏醒？醋和盐酸里何曾有这伊犁河谷的葱郁与辽阔？酸涩之中仍然包含着往日的充满柔情的灵魂？”
